悟道、明志、践行：青少年毛泽东的读书经

　　读领袖年谱，对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很有启迪意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作为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用8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权威性于一体的高水平年谱，对于系统了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多侧面多角度把握他的科学思想体系，感悟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并从他走过的路中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具有重要意义。自读书识字起到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蜕变升华期，领袖成长的重要奠基期，他的读书经对于他的人生奠基、蜕变升华起着深刻影响。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毛泽东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爱好读书是从少年时候就开始的。毛泽东的父母虽是农民，却很重视教育。少年时代，毛泽东先后入下屋场、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颈、东茅塘等处私塾读书，17岁时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8岁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19岁时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20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不久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毛泽东读书涉猎广泛。从经、史、子、集，到古代传奇小说，以及时论新书，古今中外，不一而足。后来他提出：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少年时，毛泽东就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他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读书为的是找准人生目标、追求富国强兵之道。青少年时，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就很明确：就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13岁时他就喜欢读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书。14岁时从他的表兄处借得一些书，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些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启蒙了他爱国思想。17岁时，他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这年秋天，他考入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上学时，抄录诗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给他父亲，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到一师后，毛泽东的志向越来越明确。他曾致信远在北京的黎锦熙，与老师“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他指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提出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之志，就是要探讨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谋国家富强，使愚人归于智，实现无比美好的大同世界。

　　毛泽东读书既注重学与思，也注重践与行。毛泽东读书，特别喜欢思考。他的老师黎锦熙在当年的日记中谈到他时讲：毛泽东“常独坐树下，疑思至晚，同住以为奇”。他喜欢抓住一个中心问题，集中精力专门研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投笔从戎，支持革命。1912年2月，清帝退位，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方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为了改造社会、救国图强，毛泽东在一师时，掀起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参与学校学友会工作，创办夜学以求“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创立新民学会以图“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游学，读“无字书”。1917年暑期，他和萧子升一起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1918年春，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了解各地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毛泽东读书注重自学。他在第一中学读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读完后，认为学校课程有限，在校学习不如自学，遂退学自修，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半年中，他广泛研读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在北大图书馆时，毛泽东利用工作之便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读书好结良师益友。1915年6月25日，他在写给湘生的信中就谈到读书交友的重要性，他说：“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读私塾时，与主张维新的教师李漱清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在一师时，与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他们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还喜欢结交读书好友，重视交流互鉴，认为学问只有“用之而弥盛”。强调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少年时，他的表兄文运昌对他帮助很大。在一师时，在他身边，有许多志同道合者，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李少青、周执钦、萧三等，交流读书笔记，切磋读书心得，探讨读书、治学之法，探求改造社会之道。

　　毛泽东读书特别讲求读书之法、科学之术。在一师时，他曾多次前往老师黎锦熙处探讨读书治学之法，不断修正错误，改进方法。毛泽东强调为学之道，应该日积月累，打好基础。他在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所作的序中写道：“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一学”。认为做学问有如筑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青年毛泽东读书强调效率，注重精读。主张有些书以精读为主，深入研读，探其真谛，有的书则一般浏览，略知其义。“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毛泽东产生很深影响。毛泽东在四师、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其中有万余言的《讲堂录》，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细看所记所悟，可窥毛泽东读书之广、之精。精研细读的书，毛泽东都要把字弄清、把词弄清、把事弄清、把理弄清、把来龙去脉弄清，记住新鲜思想和观点，得出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比如，毛泽东读清初诗人吴伟业的《雪中遇猎》一诗，全诗32句224字，毛泽东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注解21个。再如，毛泽东读《日知录序》，全篇不足900字，毛泽东将序言中列举的八个人物一一查明列出，并且研究各自的学术观点。恩师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一本书，学得极为认真。他一度抄录了7本，还写下大量批注，表达自己的认识和领悟。

　　毛泽东读书特别关注时事。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陈独秀主编的倡导新文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章士钊主编的“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的《甲寅》都是他关注的报刊。他在新军当列兵时，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购买阅读了大量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

　　悟道、明志、践行是青少年毛泽东的读书经，从毛泽东的读书经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人为什么读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如何读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自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造福社会、造福世界、造福人民。